姚洋:我这两年来坚持的建议,就是给老百姓发数字现金

导读:

姚洋教授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工作报告有很多亮点。第一,非常显著地体现了稳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今年一季度扩表6000多亿;财政政策方面,今年给地方政府专项债3.65万亿,以及2.5万亿的减免税收。第二,“双碳”目标要切实可行。按照北京大学国家发研究院的估计,按照“十四五”期间所设立的目标,稳步降低碳排放,到2030年中国也可以实现碳达峰。第三,房地产调控的新思路。要建立一种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例如,通过强制要求开发商将四分之一的房子用于长租房,来鼓励发展长租房。

5.5%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基建投资下行,一方面,基建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好的项目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的去杠杆要求,地方政府的融资积极性下降,陷入两难境地。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且在预期减弱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恐怕不会借钱保就业。过去两年,中国出口增速很快,比如去年中国出口增速20%以上,乐观估计,今年中国出口增速大概率在10%-15%。中国这两年把着力点放在供给侧这种思路要重新思考。在投资上不去,出口贡献有限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还得靠国内的消费。姚洋教授认为,直接给老百姓发数字现金能有效带动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当中国正在经历第四波疫情控制住以后,或许可以通过快速检测技术,做到既精准防疫,同时又经济开放。

以下为正文:

我读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感觉今年的工作报告有很多亮点。第一方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显著地体现了稳增长的目标。具体来说,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今年一季度的扩表6000多亿,去年全年也就是这样的数。在财政方面的力度更大,今年给地方政府的专项债3.65万亿,主要是用于地方政府投资的。在这个基础上又提出来2.5万亿的减免税收,2.5万亿的减免税收是个非常大的数,因为全国的一般财政收入也就20万亿左右,这样一年光减税就有10%以上,这也表明了中央政府保市场主体的信心。这是往年我们不太常看到的。

第二个方面,关于“双碳”的问题。在今年的政策目标里明确提出来,“双碳”目标要切实可行。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要调整过去几年有些地方的运动式减碳。这是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的。我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每年会写一个大型的报告,今年报告是中国的“双碳”路径,在这个报告里我们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有一个估计。按照我们的估计,即使按照“十四五”期间所设立的目标,稳步降低碳排放,到2030年中国也可以实现碳达峰。

我想今年的“双碳”新提法,也给我们中国的煤炭工业指明了一条路。即使“十四五”期间煤炭占比降低10个百分点,仍然是50%。“十五五”期间中国计划再降低12.5个百分点,这样到2030年中国能源结构中仍然有37%的煤炭。那怎么用好煤炭呢?像一些清洁煤炭技术,煤制气、煤制油,尽管现在好像不是太合算,但是只要我们有投入,把它作为一个战略,就像新能源、太阳能一样,我们的价格还是可能降低的。现在太阳能的成本已经低于了火电成本,这也是一个非常新的提法。

第三方面的新的提法是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在去年下半年是负增长。房地产不只是简单的卖房子。房地产上去了,建材行业就上去了,因为大家要装修,还要买家具,还要买电器,所以房地产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房地产如果进入了负增长,会带动整个消费往下走。我想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业的负增长。

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又提出来,我们在保证房住不炒的基础上,因城施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城市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有些城市把首付已经降到了20%。事实上,我又有点担心房地产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又要过热。因为疫情以来直到去年年终的时候,房地产对于我们国家的复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房地产过热,这也是为什么去年的时候中央就出台了“三条红线”,这对房地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不能再出现去年那样的政策的大起大落。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来,房地产也应该鼓励发展长租房。怎么鼓励长租房?我们总是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其实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开发商拿了一块地,政府直接告诉他四分之一必须拿出来建长租房,剩下的事情市场会解决的。

下面,我讲讲保5.5%的增长率的难点在哪里。事实上5.5%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我自己测算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4.65%-6.5%之间,今年5.5%的增长目标正好是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中位数。过去两年平均下来是5.2%,今年是5.5%,这个难度还是有的。

中国今年采取的这些宏观政策会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呢?从1-2月份的情况来看,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不是一直可持续呢?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

基建投资是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但是基建投资这几年是一路下行,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下行。过去两年,政府在基建方面的力度都是非常大的,但是基建的增速每年也就2%-3%。今年会不会突然一下变到7%-8%,甚至10%呢?我总感觉这个难度还是有的。

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就是经过20多年高速基建投资,现在各地好的项目不多了,地方政府找到值得做的项目越来越少。中央也发了文件,说高铁不能再这么建了,说明中央也已经发现了。不是说我们不能再建高铁了,但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速度建了,因为很多高铁线路是不赚钱的。地方政府恐怕也是一样的。

第二方面,从2018年去杠杆以来,中央对各地政府去杠杆的要求是越提越高。地方政府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现在需要他们投资,但是中央政府给的3.65万亿是不够的,我们每年一汇总,地方政府所要的投资都是30万亿,当然30万亿是好几年的计划。但是折合到每一年恐怕也不是小数。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如果要想把这个项目给做成,他还得去市场上融资,到市场上融资他就要负商业性债务,这又是中央政府不让他们做的。所以地方政府就处在两难,他们投资的积极性就下降。即使地方政府愿意去投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债务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商业性债务问题。2020年城投债增加了4万多亿,去年大概是6万亿到8万亿,这样的速度往上增加,而且都是商业性债务,期限都很短,很快就会遇到地方政府偿付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办呢?很明显的,我们又得来一次债务置换。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

货币政策方面,它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营企业和货币的多少还有利率的多少是无关的。比如说货币发多了,降低利率,国有企业得利,从3.5%降到3%。民营企业基本上得不到利,因为他们的利息至少是7-8%,一般来说都是10%以上,一点小变动传导到他们几乎是没有变动的。

另一方面,在预期减弱的情况下,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会去贷款吗?我要是做企业的我绝对不会去贷款。我们期待给企业一些免税,给企业免金融负担,然后企业去借钱,然后把工人留下来。相当于你是要求企业借钱去保就业,企业的恐怕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所以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机制出现问题,一个是长期的问题——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另一方面也有短期的预期问题。

过去两年因为中国的出口增速很快,比如去年中国的出口增速20%以上,回到了本世纪前十年水平。今年中国出口增速大概率在10%-15%,这可能都是乐观的估计。折算下来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大概是1.5%-2%,剩下的得靠国内需求。

我个人觉得,把着力点放在供给侧这种思路要重新思考,因为中国的产能是过剩的,生产的东西没人买,我们现在还想让企业多生产,这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我们经济是个闭环,每一年生产应该等于需求,我刚才说了需求投资上不去,出口贡献是有限的,经济增长还得靠国内需求,国内的消费。一说到国内消费,有人说收入不上去,消费就上不去。好在凯恩斯一百年前就告诉我们,消费还有自主性的一部分,自主性消费不依赖于收入。

在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应该刺激,进行需求管理。我们还是要把更多的着重点放在国内消费方面。怎么提升消费呢?你不能靠所谓的内生型消费。我坚持这两年来的建议,就是给老百姓发现金。今年3.65万亿,拿出三分之一来,基本上每人就是1000块钱,这个消费是非常直接的,你可以告诉大家三个月必须花完,不花完钱没了,电子货币。如果我们的消费乘数还在的话,因为我们的消费乘数,有人测算是3,有人说是5,一下带动了4.5万亿到6万亿的消费,那是很大的规模。

第二方面,我们现在处在第四波世界的疫情当中,现在严防严控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像香港那样失控。但是我们也要想到当这拨疫情压下去之后,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的防控政策变得更加精准化。比如说发现疫情了,是不是不要封小区,是不是不要限制城市之间的旅行。因为你限制了整个商业,它完全停顿下来了,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

我们知道消费,甚至包括我们的很多国内生产,都是和大家的旅行分不开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得想办法,而且现在新技术也出来了,我听说已经有一种当场测核酸当场就报结果的,能不能加速技术应用。如果有了新技术,在每一个机场甚至每一个饭店都可以测一下,那我们的防疫就可以做到既精准,同时又开放。我觉得中国的聪明才智都是非常多的,我们应该可以能够找到一条这样的防疫路径,把我们整个国内的消费激发起来。我更觉得这大概是我们今年保5.5%增长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总而言之,今年的总理工作报告新的看点非常多,但是我们的挑战恐怕还是非常大的,消费仍然是重点。

(整理自姚洋于2022年3月15日在北大国发院的“中国经济观察第60期”:“两会解读与中国经济前景”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